2023年上半年，专注转化科学和临床开发的新一代CRO安渡生物（Amador Bioscience）宣布任命创新医药研发行业杰出领袖Lorin K. Roskos博士为其董事会成员，首席科学官(CSO)兼定量临床药理(QCP)总裁。Roskos博士将积极参与安渡生物的发展规划，领导并实施安渡的临床药理战略，助力安渡实现全球业务扩张和新一代CRO理念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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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网近期有幸专访到了Lorin K. Roskos博士，并深入学习了Roskos博士在临床药理、转化科学等领域的洞见。

Roskos博士：前阿斯利康研发副总裁，超30年新药研发经验

Roskos博士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领袖和药物工业界领导者，也是全球最早研究和推广“转化科学”和定量药理的科学家，在领先跨国药企拥有30余年研发和管理经验。

Lorin K. Roskos博士

在华盛顿大学获得药物科学博士学位后，Roskos博士在其职业生涯中陆续发表了200篇原创研究文章、综述和书籍章节，并拥有9项治疗专利。整体涉及临床药理学、药物计量学、系统药理学、转化医学和GXP兼容生物分析等专业领域，覆盖肿瘤、呼吸、自身免疫、炎症、心血管、肾脏、代谢和感染等疾病领域。

Roskos博士在阿斯利康（AstraZeneca）、礼来(Eli Lilly)、安进(Amgen)、Exelixis等大型跨国药企和创新生物技术公司拥有30余年研发和管理经验，累计参与了超50条IND管线，以及近20款NDA药物的开发。上个世纪90年代，Roskos博士在安进工作期间首创“药代动力学-药效学机理模型”，如血细胞转移室（Hematopoiesis Transit）模型，单抗-抗原相互作用包括靶点介导的药物消除，皮下注射大分子药物经淋巴系统吸收，肿瘤生长抑制模型等等。这些机理模型已成为通过定量药理建模模拟引导生物药合理开发的经典案例，并得到美国FDA的高度赞誉和工业界普遍认可。

在阿斯利康担任研发副总裁期间，Roskos博士负责领导全球临床药理、生物分析、生物标志物和转化科学部门。他也曾担任Exelixis高级副总裁，领导临床药理、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转化科学以及毒理、病理、药物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转化医学方面的工作。在加入阿斯利康之前，Roskos博士在礼来、安进和Abgenix工作，作为高级总监领导管理临床药理和毒理部门。

据了解，在安进时期，大家都形容他是星球大战中的“天行者”，集天赋、能力和领导力于一身，是位备受高层青睐和同事尊崇的杰出成就者。

缘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实际上，安渡生物与Roskos博士的缘分要追溯到20余年前。

“在加入安渡生物以前，我与安渡生物CEO王冰博士已经有了很长的共同工作经历。我们首次合作是在安进，他也是我在工业界最早共事的人之一。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Roskos博士在采访中分享到。

在Roskos博士接下来的工作生涯中，也陆续接触到了安渡生物各个岗位上的同事，许多高管都曾与他一起在包括安进与阿斯利康在内的全球领先药企工作，均给其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但促进Roskos博士加入安渡生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安渡生物是一家真正以科学为导向的公司，其领先的技术是能够为创新药研发提供完整服务的一流CRO，这是行业内大部分企业无法达到的。

“转化科学”是决定临床研究成败的关键

总览安渡生物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临床药理、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临床研究、药政事务等，其中离不开强大的临床药理学和转化科学能力，这也是Roskos博士在几十年药物研究中始终强调的。

“临床药理学是前沿发展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如果你必须专注于一个重要领域，临床药理学对于剂量和给药间隔的优化是最重要的。”Roskos博士强调。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下持续多年的肿瘤学研究中，对治疗剂量的考虑并不多。常见的，当剂量不断加大直至患者无法承受时，就默认该剂量为患者的使用剂量，但这完全忽视了药物毒性和收益风险比。

在FDA批准并监管下的II期临床试验，越来越强调对剂量的把控，即考虑在治疗性与毒性平衡下的收益与风险。而这在实际的临床开发场景下，并非一项科学技术性的挑战，更多的是对数据分析等统计学能力的要求。

从临床前到临床的转化涉及较高的专业知识、操作步骤和技术人才，所以大量的临床试验在I期遭遇失败，故也把I期临床研究称为创新药研发的“死亡之谷”。而转化科学就是“实验室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桥梁，其是以患者和疾病为中心，研究从问题发现到治疗方法中每个阶段的科学原理和运行基础。

随着基础科学的发展和传统药物发现路径的局限，当下创新药研发要求的基础科学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但前端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很难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转化科学就可以成为知道药物研发的指导性科学。

疾病的机理是否已经清晰？体内外模式是否与疾病相关，能否帮助验证靶点？是否有合适的生物标记物作为疾病发生和进展以及药物疗效的指标？如何设计概念验证的临床试验？阿斯利康将转化科学细分为了“5R”法则。

阿斯利康总结出转化科学的具体应用

可以看到，转化科学强调从靶点、组织、安全、患者和商业价值五个方面来思考药物开发。

街接临床前和临床阶段的最重要因素是要有一个认真规划的转化药理学策略。这涉及到对药物药理动物模型疗效的暴露-反应关系、毒理学研究的暴露-安全关系，以及从动物研究过渡到临床试验的合适生物分析方法的深入了解。可利用这些信息精心设计I期试验，包括有稳健理论基础的起始剂量、剂量爬坡步骤、预测有效临床剂量以及理解预期安全范围和风险。

Roskos博士在采访中也单独强调了药物治疗的精准有效性，以及对风险-效益的探索。即想要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需要认真考虑两件事，其一，药物是否能够精准、有效的治疗疾病？其二，药物的安全隐患是否会影响对治疗剂量的探索？

基于此，研发者首先需要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就从体外检测系统和动物研究的数据结果中计算出在人体实验中的可行性、剂量要求和安全范围。针对小分子、抗体、细胞疗法等不同的药物类型，利用AI算法、统计建模等合理的工具，切实对临床前实验中的剂量梯度、给药频率、治疗收益、安全范围等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推演，以判定该管线在人体实验中的成功概率。

在预评估通过后，下一个难题则是为临床试验找到合适的受试患者。尤其对于肿瘤治疗来说，患者的个体差异将对最终治疗效果带来较大的影响。将药物的临床前研究数据与疾病患者的临床诊断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找到适合当前疗法的细分患者，进而展开更精准人群的临床试验。通过对患者的分析，不仅能提高当前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也规避了不适合该疗法患者的“无效陪跑”，毕竟对患者而言时间比金钱更宝贵。

需要强调的是，转化科学的关键在于能勇于说“不”。作为以理论基础和真实数据为支撑的辅助决策手段，转化科学的重点在于能够通过前期的计算、统计、评估，找到临床试验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无效探索和资源浪费，帮助药物管线的推进工作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Biotech“遍地开花”，CRO企业要挖掘需求、合规落地

随着人类全基因组图谱的完善，以及对病理生理学和疾病分子学的深入理解，人类在近几十年找到了更多更好的疾病治疗方法。

在肿瘤的免疫治疗中，PD-1、PD-L1等抑制剂已经突破到多项癌种，多疗法联合治疗的趋势也在广泛兴起。ADC药物以其稳定性、安全性、耐受性、剂量友好性等优势，也吸引了众多药企竞相布局，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对于实体肿瘤、转移性癌症等来说，当前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到延长寿命，而非彻底治愈。所以对于未来的新药研发来说，待解的临床需求很多，但也很难。

许多年前，新药研发主要由默克、阿斯利康、礼来等BioPharma推行，但当下医药的细分赛道壁垒逐渐加高，使全球各地的Biotech企业“遍地开花”。想要将更多新药管线推行落地，CRO企业自然必不可少。

但随着靶点、作用机理、适应症、疗法、监管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化程度提高，CRO团队的执行难度也在指数倍上升。跟进、掌握最前沿的科学创新研究，挖掘、理解客户真实需求，探索、研究最佳执行方案，控制、把握成果交付质量，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竞争中被药企亲赖的CRO企业。

“安渡生物依托于自身对转化科学的前沿理解，以及在定量临床药理、生物分析和生物标志物，以及药政事务的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能够精准洞察药物研发中的痛点并科学的解决，并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和临床方案，是真正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完整服务的CRO企业。”Roskos博士在采访中分享到，“这也是我选择加入他们的重要原因。”

接下来，本就具备完备CRO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球布局的安渡生物，在Roskos博士超30年的新药研发经验的加持下，可谓“如虎添翼”。基于超50条IND管线、近20款NDA药物的开发经验，Roskos博士拥有与FDA、EMA等多个全球药监机构的协作经历，能够处理从药物研发到商业化各个环节的突发情况。

在其真实药物开发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下，Roskos博士将凭借自身对医药行业所面挑战的多维洞察，引导安渡生物走向更高、更远、更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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